供运需三方加快复苏 煤市处于“黎明之前”

[107] 五、结语 十九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两套不同的方案，苏东剧变后，西方学者曾乐观地预言自由民主制将要终结历史，对自由主义法学的信仰其实是历史终结在法学界的投影。

在面对西方宪政话语的强势地位时，简单地抛弃宪政观念，是一种比较守势的鸵鸟政策，更好的方式是说清楚，中国特色的宪政是什么样的。随后国务院据此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机关之外，存在着与之并行的党的系统，而且在党政系统的关系中，党组织的权力显然是高于行政系统的。实现法官职责的去政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法治道路等问题上缺乏一个总体的介绍，所以在很多问题出现时只能见招拆招，难以构建一个总体图景。[美]查尔斯·比尔德等：《伟大的篡权：美国19、20世纪之交关于司法审查的讨论》，李松峰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参考文献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法官只需要按照法律办案，就不存在错误一说。第三，西方国家对司法的重视，也影响了中国的研究者的旨趣，很多研究者希望以司法改革委突破口，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一）扩展合宪性审查对象范围 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三）《立法法》需回应和引领法律体系形式结构的新发展 2015年《立法法》修改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形式有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发展。[38] 沈春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的说明——2020年12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6/589f495e276f4adb9092d6b6d951af58.shtml，访问日期：2022年9月20日。[21]虽然涉外法律法规中的国际法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比较复杂，且其是否属于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还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但是其作为我国的法律渊源和法的形式，以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是可以确立和认可的。一方面，其完全符合地方立法的法定要件，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立法。

上述授权立法在性质上可分为法律授权立法和特别授权立法，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和中国海警局规章属于法律授权立法，浦东新区法规属于特别授权立法。概括式的一般性规定，不仅可以将更多有需求的地方纳入被授权主体范围，赋予其变通立法权限，使授权立法活动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41]也有助于保持《立法法》的开放性、引领性和稳定性。

而且，在理想状态下，《立法法》应该规定构成现行法律体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形式及其法律效力秩序。反过来说，国内法上不予承认和接受的国际法，不能视为涉外法律法规的一部分，只能作为单纯的国际法来看待。[55]可见，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作为主动审查对象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广义的，但是规范性文件的概念不严谨。但是，基于信赖利益保护的原则和增进区域地方政府互信的需要，区域协同立法应当具有更强的法的拘束力，以增强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更好地引领、规范和保障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

[29] 陈鹏：《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与适用》，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形式有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发展，包括加强涉外立法，大量制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授权制定监察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中国海警局规章，创设区域协同立法等。对《立法法》的篇章结构、主体内容和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验证了，作为规范立法活动的基础性法律，《立法法》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规范法律体系的形式结构，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海警法》附则第82条规定：中国海警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就海上维权执法事项制定规章，并按照规定备案。

[55] 参见郑磊、赵计义：《全覆盖的备案审查制度体系勾勒——2018年备案审查年度报告评述》，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对于浦东新区法规这一特别授权立法，《立法法》应该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中进一步予以规范。

[36] 王春业：《论我国立法被授权主体的扩容——以授权上海制定浦东新区法规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9期。根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关于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跨区域地方立法的统一指导的要求，如何通过完善协同立法体制机制，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区域协同立法的指导和监督，提升区域协同立法对各个地方立法主体的拘束力，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

此外，基于海南自贸港法规、浦东新区法规与经济特区法规具有变通立法的共同特性，同时鉴于海南自贸港法规、浦东新区法规并不是正式法律术语，其法规名称不符合立法普遍性原则的要求，[39]并考虑到未来我国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区域性特别授权立法需求，如果《立法法》仅明确规定海南自贸港法规、浦东新区法规的相关内容，不仅授权性地方立法日益具有明显的个别化和碎片化倾向，[40]而且《立法法》未来亦可能面临频繁修改。（一）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内涵与范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的要求。最后，在法律体系的内容结构上，涉外法律法规中的国际法部分也在现有的法律部门分类方式之下，增加了国内法和涉外法的划分方式。[12] 雷磊著：《法的渊源意味着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6-27页。由此建议，《立法法》应及时总结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事前审查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实践经验，[52]建立健全事前合宪性审查机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起草过程中对涉及宪法的问题的协调处理情况。考虑到监察法规性质和制定程序的特殊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不宜全部适用，因此可以在本章中规定监察法规的制定和公布程序，也可以概括式授权规定监察法规制定程序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规定。

由于事后审查和纠错要耗费大量立法和法治资源，因此合宪性审查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事前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主要渠道，把事后审查作为兜底和最后的保障机制。大部分学者认为监察法规是典型的授权立法，应纳入《立法法》的授权立法体系之中，但同时又指出监察法规本身具备宪制合理性，但在《宪法》明确规定监察机关有权制定监察法规之前，监察职权立法只能制定执行性规范。

同时，在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中的适当处增加法律的效力高于监察法规监察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监察法规监察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等内容，规定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具有同等效力。[37]基于一府一委的并列格局，监察法规与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位阶应该是同等的，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一方面，将来修改宪法时，应当将监察法规和军事法规纳入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军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反而，作为备案审查的工作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当然可以进行主动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或研究意见。

[38]也就是说，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涉及到了《立法法》第9条规定的相对法律保留原则和规则，是对相对法律保留立法事项授权方式和被授权主体范围的拓展。[51] 参见莫纪宏：《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机制》，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这里的一切是一个开放性的、兜底性的概念，包涵构成法律体系形式结构的所有国家法律规范形式，当然也包涵宪法制定和修改后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形式，例如监察法规。

由此，建议《立法法》修改时，在附则第103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国海警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就海上维权执法事项制定规章，向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备案。法律效力及其等级关系、适用规则和备案审查机制主要规范的就是法的效力秩序。

林珊珊：《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逻辑与模式选择》，载《理论学刊》2021年第3期。根据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形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五个最高国家机关并列的格局，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亦形成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下的一府一委两院体制。

二是在《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中增设区域协同立法共同备案机制，规定：通过协同立法方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开展协同立法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首先，规定区域协同法规与本省市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参见李桂林：《论法律的体系性》，载《求索》2021年第5期。[47] 参见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然而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一方面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与位阶问题一直没有在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中得到明确：宪法没有关于国际法地位的规定，不能为涉外法治提供宪法依据和根本遵循。例如，地方立法主体若想修改或废止协同立法框架下的地方性法规，在共同备案程序下，如果没有其他地方立法主体的共同商定和同步修改、废止，便无法完成备案程序，因此很难单方面推进。

也就是说，一切法律规范形式、所有立法项目都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定，这就是依宪立法的立法工作基本原则，即依宪立法原则。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涉外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范围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并不明确，理论研究亦很薄弱。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国家制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2YZD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8] 王竹：《我国到底有多少部现行有效法律——兼论准法律决定的合宪性完善》，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变通立法是指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具有变通立法权的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浦东新区法规等。（三）《立法法》应明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涉外法治在国家法治和国际法治这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之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